质量检查机构，是不是要他们存在?肯定是要。
按理说前些年日本一直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但是东京并没有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虚拟部门的增长，因为这是现代和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但是，光靠实体部门的增长，就能使中国经济在30年后达到100多万亿？那全球的资源还够一个中国用的？这都是个问号。） 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优化服务业的行业环境 法治环境 在当前，分工深化或进行商品的迂回生产，才是未来中国经济的真正增长点。对经济增长，要记住：只有科学技术进步、市场扩大、分工深化和企业家的创新才是持续的增长动力。结果，去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投资。
减税富民就是尽量减少政府拿走的部分，把财富留给民间、藏富于民，这样才会启动内需，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其次，中国政府目前来说还不是一个服务性的政府，而是个发展主义型的政府。对中国影响较小，但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发人深省。
1988年7月至1996年3月，先后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副司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和试点司司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有些领域完全属公共服务性质的，就不宜用银行贷款来解决筹资问题。这是否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有关？郭树清：他们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就看正确到何种程度。反过来有些公共服务，银行贷款一定数额出资的效果可能不如财政投入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有3亿多农民进入城市，还有一部分进入小城镇，还有一部分在农村就地转移到了非农产业，就是说本来他们已不再是农民了，但又不把他们当市民看待。各国经济发展的互惠互利受到诸多限制，如贸易、投资环境，还有观念、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等方面的限制。
香港上市时，我们这几家银行都减持，也交钱了，但份额很小。原来在制造业或建筑业就业的人盖房子可以，但由于缺少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形成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转移到新兴产业就业就有困难。不要只看高科技泡沫破裂，那是因为互联网公司被炒得太高，现金流与市值不匹配，实际回报率不高，但不等于互联网不行，像谷歌、脸谱、雅虎，如同微软、因特尔，还有甲骨文、思科等都属于技术和商业模型全球领先的新型大公司。我发明了一个新词，叫拆毁性建设。
由于制度和政策上沿袭了二元体制，乡镇企业资源被挤到城市经济体系之外的地方寻求出路，以其为特征的农村工业化，导致了工业组织在空间上的分散，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大约87％的乡镇企业分布在农村，直到今天大概也只有一半左右进入城镇和园区，服务业市场形成相对缓慢，乡村人口的非农化也放慢了步伐，这些消极后果在最近几年越来越严重地显露出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是在社会、资源和环境方面付出巨大代价的条件下取得的，这种模式今后是无法继续下去的。西方也有两种情况，如日本，有的农民很厉害，硬不让步，飞机跑道都得拐弯。英美两国占一半以上，如何赶超？这个差距恐怕不是几年或十几年就能缩小的。
同时，全国有近2万个镇，最大的人口超过70万，估计有上亿农村户籍人口长期居住，但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郭树清：对中国来说，高投资是很重要的驱动力，但也有高消费拉动的作用，可谓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美国成为净债务国已20多年，英国则快一个世纪了。1998年3月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党组成员。
第五，从社会付出的代价来看，我们面临的形势更不容乐观。名牌大学多数不是在大城市的。无论如何，这种互补性是促进全球经济或各经济体转型的润滑剂。因为中国居民住房自有率极高，在农村将近100％，城市约80％。我们引进西方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一个不完整的基础上，因为研究对象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很容易导致经济决策的随意性。乡镇企业发展尽管有规模不经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但是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它所带来的对计划经济的冲击既是致命的，也是温和的。
为什么这两个原因联系在一起了呢？因为金融业本质上属于工业社会的核心产业，在后工业社会实际上已经步入衰落轨道，近些年来它在发达国家的膨胀并没有多少实体经济的支撑。我们注意到你在1992年写的一本书里就提出所谓的中国道路，前几年又提出未来30年要实现从物质生产为主导的模式逐步转变为非物质生产为主导的模式，突破口在哪？郭树清：现阶段的要害问题是人口的城市化，它目前明显落后于土地和就业的非农化城镇化。
多年来房贷一直是最大的金融业务，衍生产品最多，有毒资产也从中派生，背景就是要普及住房，而且住房要大，环境要好，这成为美国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两党谁也不敢轻言放弃。事实上，中国居民自有房屋的虚拟房租估计占到GDP的8％左右。
2005年3月，当选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德国和日本需要从缺乏竞争力的工业生产中退出，新兴经济体正好有条件承接。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但效益较低。《财经》：谈到调整结构，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内需、消费不足，但你提出中国消费远比人们想像得高。根据多种材料来估算，过去20年调整后的储蓄率平均在42％左右，消费率平均为58％，投资率平均为39％左右。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也是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国家《财经》：全球经济失衡是最近若干年里世界上最热门的话题，可是人们的理解又千差万别，原因何在？郭树清：你的问题触及到一个许多大经济学家都感到困惑的现象，传统经济理论中所谓的国际收支平衡已经失却了过去的意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已宣布将中国列为具有全球系统性影响的经济体，其他美英欧日的货币都已纳入其特别提款权篮子，人民币不应该例外。各国央行，包括美联储、欧洲央行都应主动探讨支持人民币进入国际市场的实施步骤。
《财经》：但你也提出了中国消费在结构上存在的诸多不平衡，如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消费份额、城市与农村消费、产品与服务消费，住房与非住房消费以及私人与公共服务消费之间的不平衡等。接下来，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必须创新，否则在未来，我们仍旧不会建立起真正的优势。
发达国家的国际公司处于有利地位，而且一直在不断地向产业链高端转移，通过研发、设计、品牌、标准制定，以及营销、配售和融资，占据有利地位。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与中国改革同命运、共思考，从未停止探索。
社会政策将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领域《财经》：如此说来,那么中国经济转型及持续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根源究竟在哪？郭树清：首先，城乡二元分割制度长期没有实质性改善。居民消费统计选取的样本通常不包括介于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涉及约1亿户，合3亿人口。美国和英国需要向更先进的非物质生产主导的经济类型转变，其他工业化国家则可以在许多行业扮演美英过去扮演的角色。郭树清：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提出来的。
《财经》：中国在人力资本、知识积累和生态财富三方面恰恰非常薄弱，为什么这种调整那么困难？难在哪里？郭树清：第一个难点是中国工业长期处在世界产业链低端，改善非常缓慢。第三，各国根据自身情况加快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更大程度地反映真实供求又不致失去调控，剧烈波动。
第二，顺差的实际受益者很可能并非本国的企业和投资者，例如中国的出口一多半是外商投资企业所创造。总之，这既是认识问题，也是观念问题，更是利益问题，凡事一涉及利益格局调整就变得异常复杂，常常会感到推动乏力。
统筹城乡发展从2003年开始，已经取得很大进步，坚持下去取得实质突破，中国经济一半的问题就处理好了，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就会有保障。住房是如此，其他如交通、能源、水利、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最终都会与消费紧密相关。